，是因為有我，如果沒有我，你還能如此得意嗎？

所謂養寇自保，自古以來都是至理名言，一旦把敵人打光了，就要收拾自己人，左良玉雖說是文盲，但這個道理也還懂。

然而就憑這句話，要說服左良玉，是絕無可能的，畢竟在社會上混了這麽多年，一句話就想蒙混過關，純胡扯。

左良玉放過張獻忠，是因為他自己有事。

因為一直以來，左良玉都有個問題——廉政問題。文官的廉政問題，一般都是貪汙受賄，而他的廉政問題，是搶劫。

按史料的說法，左良玉的軍隊紀律比較差，據說比某些頭領還要差，每到一地都放開搶，當兵的撈夠了，他自己也沒少撈，跟強盜頭子沒啥區別。

對他的上述舉動，言官多次彈劾，朝廷心裏有數，楊嗣昌有數，包括他自己也有數，現在是亂，如果要和平了，追究法律責任，他第一個就得蹲號子。

所以，他放跑了張獻忠。

這下楊嗣昌慘了，好不容易找到個機會，又沒了，無奈之下，他只能自己帶兵，進入四川，圍剿張獻忠。

自打追繳張獻忠開始，楊嗣昌就沒舒坦過。

要知道，張獻忠他老人家，原本就是打游擊的，而且在四川一帶混過，地頭很熟，四川本來地形又覆雜，這裏有個山，那裏有個洞，經常追到半路，人就沒了，楊大人只能滿頭大汗，坐下來看地圖。

就這麽追了大半年，毫無結果，據張獻忠自己講，楊嗣昌跟著他跑，離他最近的時候，也有三天的路，得意之餘，有一天，他隨口吟出一首詩。

這是一首詩，一首打油詩，一首至今尚在的打油詩（估計很多人都聽過），打油詩都能流傳千古，可見其不凡功力，其文如下：

〖前有邵巡撫，常來團轉舞。

後有廖參軍，不戰隨我行。

好個楊閣部，離我三尺路。〗

文采是說不上了，意義比較深刻，所謂邵巡撫，是指四川巡撫邵捷春，廖參軍，是指監軍廖大亨。據張獻忠同志觀察，這二位一個是經常來轉轉，一個是經常跟著他走，只有楊嗣昌死追，可是沒追上。

這首詩告訴我們，楊嗣昌很孤獨。

所有的人，都在應付差事，出工不出力，在黑暗中堅持前行的人，只有他而已。

在史書上，楊嗣昌是很囂張的，鬧騰這麽多年，罵他的口水，如滔滔江水，延綿不絕，然而無論怎麽彈劾，就是不倒。就算他明明幹錯了事，崇禎卻依然支持他，哪怕打了敗仗，別人都受處分，他還能升官。

當年我曾很不理解，現在我很理解。

他只是信任這個人，徹底地相信他，相信他能力挽狂瀾，即使事實告訴他，這或許只能是個夢想。

畢竟在這個冷酷的世界上，能夠徹底地相信一個人，是幸運的。

崇禎並沒有看錯人，楊嗣昌終將回報他的信任，用他的忠誠、努力，和生命。

崇禎十三年（1640）十二月，跟著張獻忠轉圈的楊嗣昌得到了一個令他驚訝消息：張獻忠失蹤。

對張獻忠的失蹤，楊嗣昌非常關心，多方查找，其實如張頭領永遠失蹤，那也倒好，但考慮到他突遭意外（比如被外星人綁走）的幾率不大，為防止他在某地突然出現，必須盡快找到這人，妥善處理。

張獻忠去向哪裏，楊嗣昌是沒有把握，四川、河南、陜西、湖廣，反正中國大，能藏人的地方多，鉆到山溝裏就沒影，鬼才知道。

但張獻忠不會去哪裏，他還有把握，比如京城、比如襄陽。

京城就不必說了，路遠坑深，要找死，也不會這麽個死法。而襄陽，是楊嗣昌的大本營，重兵集結，無論如何，絕不可能。

下次再有人跟你說，某某事情絕無可能，建議你給他兩下，把他打醒。

張獻忠正在去襄陽的路上。

對張獻忠而言，去襄陽是比較靠譜的，首先，楊嗣昌總跟著他跑，兵力比較空虛，其次，他的老婆孩子都關在襄陽，更重要的是，在襄陽，有一個人，可以置楊嗣昌於死地。

為了達到這個目的，他創造了跑路的新紀律，據說一晚上跑了三百多裏，先鋒部隊就到了，但人數不多——十二個。

雖然襄陽的兵力很少，但十二個人估計還是打不下來的，張獻忠雖然沒文憑，但有常識，這種事情他是不會做的。

所以這十二個人的身份，並不是他的部下，而是楊嗣昌的傳令兵。

他們穿著官軍的衣服，趁夜混入了城，以後的故事，跟特洛伊木馬計差不多，趁著夜半無人，出來放火（打是打不過的），城裏就此一片漿糊，鬧騰到天明，張獻忠到了。

他攻下了襄陽，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，就開始找那個能讓楊嗣昌死的人。

找半天，找到了，這個人叫朱翊銘。

朱翊銘，襄王，萬歷皇帝的名字，是朱翊鈞，光看名字就知道，他跟萬歷兄是同輩的，換句話說，他算是崇禎皇帝的爺爺。

但這位仁兄實在沒有骨氣，明明是皇帝的爺爺，見到了張獻忠，竟然大喊：千歲爺爺饒命。

很詭異的是，張獻忠同志非常和氣，他禮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來，讓他坐好。

襄王很驚慌，他說，我的財寶都在這裏，任你搬用，別客氣。

張獻忠笑了，他說，你有辦法讓我不搬嗎？

襄王想想也是，於是他又說，那你想要什麽？

張獻忠又笑了：我要向你借一樣東西。

什麽東西？

腦袋。

在殺死襄王的時，張獻忠說：如果沒有你的腦袋，楊嗣昌是死不了的。

此時的楊嗣昌，剛得知張獻忠進入湖廣，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趕，趕到半路，消息出來，出事了，襄陽被攻陷，襄王被殺。

此後的事情，按很多史料的說法，楊嗣昌非常惶恐，覺得崇禎不會饒他，害怕被追究領導責任，畏罪自殺。

我個人認為，這種說法很無聊。

如果是畏罪，按照楊嗣昌同志這些年的工作狀況，敗仗次數，陣亡人數，估計砍幾個來回，都夠了，他無需畏懼，只需要歉疚。

真實的狀況是，很久以前，楊嗣昌就身患重病，據說連路都走不了，吃不下飯，睡不著覺，按照今天的標準，估計早就住進高幹病房吊瓶了。

然而他依然堅持，不能行走，就騎馬，吃不下，就少吃或不吃，矢志不移地追擊張獻忠。我重覆一遍，這並非畏懼，而是責任。

許多年來，無論時局如何動蕩，無論事態如何發展，無論旁人如何謾罵，彈劾，始終支持，保護，相信，相信我能挽回一切。

山崩地裂，不可動搖，人言可畏，不能移志，此即知己。

士為知己者死。

所以當他得知襄王被殺時，他非常愧疚，愧疚於自己沒有能夠盡到責任，沒有能夠報答一個知己的信任。

一個身患重病的人，是經不起歉疚的，所以幾天之後，他就死了，病重而亡。

他終究沒能完成自己的承諾。

他做得或許不夠好，卻已足夠多。

對於楊嗣昌的死，大致有兩種態度，一種是當時的，一種是後來的，這兩種態度，都可以用一個字來形容——活該。

當時的人認為，這樣的一個人長期被皇帝信任，實在很不爽，應該死。

後來的人認為，他是劊子手，罪大惡極，應該死。

無論是當時的，還是後來的，我都不管，我只知道，我所看到的。

我所看到的，是一個人，在絕境之中，真誠，無條件信任另一個人，而那個人終究沒有辜負他的信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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